九一八后部分学生的口号抗日

时间:2018-02-07 19:58:26来源:<推荐访问:口号标语大全

  九一八口号

  勿忘国耻,警钟长鸣。

  理性爱国 抵制日货

  勿忘国耻,振兴中华

  拓展阅读

  殴打劝学生读书的蔡元培

  1928年12月29日,张学良通电全国,宣布: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,服从国民政府,改变旗帜。此举从形式上宣告了中国统一,在此之前,担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便作了《关于青年运动的提案》,蔡元培认为中国已经大体统一,国民政府不再需要依靠学生运动来推进国家统一了,因此学生还是应该潜心学习,所谓“救国之道,非止一端,根本要图,还在学术。”

  秉承这种认识,九一八事变后,蔡元培便不赞成学生通过罢课、示威的方式来抗日,“牺牲这么多的光阴与学业,岂不是很可惜、很可惜的么!”1931年12月13日,蔡元培向上海各大学校长发出一份劝阻学生来南京示威的电报,此举对学生运动不啻是泼了一瓢冷水。

  不过,蔡元培的劝阻并未能阻止学生前往南京示威,到12月15日便有数万学生前往南京示威,当日10时左右,两千余学生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示威,蔡元培作为北大老校长、大学院院长,自然要同示威学生对话,结果便被打了。

  据《中华民国史事纪要》一书记载,当时蔡元培“甫发数语,该团学生即将蔡氏拖下殴打”,随后学生们将蔡元培绑架,“向门外冲出”。《蔡元培年谱》则记载,“由于年事已高,腿脚也有残疾,蔡老先生被强拉着拖行几百米,右臂红肿异常。”

  蔡元培事后接受采访时谈及自己伤势:“予头部受棍击,似无伤害,惟右膀被暴徒扭拉,颇伤及筋络……”不过蔡元培并未怪罪学生,而是认为自己作为教育工作者,未能教育好学生。

  主动参军抗日的学生极少

  学生除了以罢课、示威的方式进行抗日请愿外,其实很少有人主动参军走向前线。据齐红深《流亡: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》一书对50名东北流亡学生的调查,不少学生并未直接参军:在日伪政权中任职的有13人,占26%,流亡到“国统区”后读书和工作的42人,占84%,到达共产党控制区域后工作、参军26人,占52%,流亡后返回伪满洲国上学或抗日的3人,占6%(不少人流亡到过日伪、国统区和共产党控制区,统计不互相排斥)。

  从这个调查看,直接参军抗日者并不是多数。同样的情形,在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后再度出现,据华彬清《1949年之前的南大党组织》一文记载,1932年1月29日,南京各界五万人欢送十九路军开赴前线,当时仅有4名中大学生报名参军,赴上海抗日,可见参军人数极其稀少。

  实际上,不但学生很少去参军,有些学生团体,虽然打着参军支援抗日的旗号,但毫无实际行动,比如着名的学生请愿团体“青年援马团”(支援马占山抗日之意),他们抬着棺材从上海出征,却选择走路到东北,鲁迅先生不无讽刺的写道:“中国现在总算有一点铁路了,他们偏要一步一步的走过去。”如果走到东北,恐怕要三五载,这是哪门子救国抗日的办法呢?

  张学良痛斥学生说大话使小钱

  九一八事变后,张学良选择不抵抗,使东北三省迅速沦陷,张学良本人陷入舆论的风口浪尖,马君武先生便写了一首《哀沈阳》讽刺张学良:赵四风流朱五狂,翩翩蝴蝶正当行。温柔乡是英雄冢,哪管东师入沈阳。告急军书夜半来,开场弦管又相催。沈阳已陷休回顾,更抱阿娇舞几回。

  不过马先生误会了张学良,当晚张学良是在为东北水灾募捐,并非跟胡蝶跳舞(参见《顾维钧回忆录》)。不过这一首诗传播甚广,也激发了当时的爱国热潮。但晚年张学良却不以为然,据《张学良口述历史》记载,张学良晚年曾反问:“可是抗日那事有什么好处?谁拿出力量?空话。谁干什么了?就老百姓拿出力量了吗?说大话、说漂亮话谁都会说,但是做起来谁做?我问你,有什么帮助?”

  张学良还讲起了张伯苓给他的建议,即建议学生参军上前线,但学生们不答应,后来提议学生到后面挖战壕,但学生嫌“挺累的,我不去。”张学良直言“我真是看不起。”

  即便到了晚年,回忆这段历史,张学良还是忍不住痛斥学生:“说大话都会说,骂人都会骂,让你干,你也不干。那有个担子、挑子,你去拿去,那你怎么不拿?让你去拿,我也拿不动。哎呀!我已经九十一岁了,这个经验太大了,我就说啊,说大话使小钱。”

  结语:

  学生参军抗日,其实1943年后才发轫,到1944年才形成高潮,这与蒋介石所提“一寸河山一寸血,十万青年十万军”密不可分,但若追溯到九一八后,中国的学生并无主动参军抗日的举动,甚至不少学生运动还是受各类派系主导